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理论宣传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在众多学术领域中，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巨大者，莫过于他对中共党史这一学科的开创和拓展。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乔木文丛》之一）。该书收文47篇（其中24篇为首次公开发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党史研究工作中的建树，对党史、国史的研究与编纂具有指导意义。

1930年秋至1932年春，胡乔木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不久，他放弃了对历史学的攻读，以手中的笔从事革命活动。但是，历史的机缘还是把历史学家的称号赐予了他。1951年“七一”前夕，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该文第一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完整、系统、简要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从此，胡乔木的名字同中共党史研究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公认为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对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当年，39岁的胡乔木用不到一个星期写成《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部扛鼎之作决非偶然。1941年2月，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后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编“党书”：最初是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接着选编《两条路线》，后来又编《六大以前》。通过对党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纂，他打下了扎实的史料根基。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的秘书，胡乔木列席了讨论党的历史经验的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参加了延安整风中的高级干部两条路线学习和《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聆听和接受过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教诲，对党的历史自有非同寻常的深刻的理解。胡乔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又把握了历史的逻辑，挥笔写就中国共产党30年的历史，可说是瓜熟蒂落。《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胡乔木研究党史的奠基工作。

胡乔木再次把研究党史作为重要工作来做是在30年后。为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党中央决定在建党60周年之际作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作出总结。这个决议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具体负责起草。邓小平指出，这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出全面科学的总结，则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

这项工作实际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开始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加快农业发展等文件记录了我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胡乔木同志是这些文件的主要起草者。三中全会闭幕后，胡乔木即在中宣部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对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提出质疑，予以否定。接着，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的报告，围绕三中全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主题，扼要地评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批评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并指出社会政治安定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1979年春，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评了当时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调。此后，胡乔木又在邓小平指导下主持起草了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伟大成就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批判；对毛泽东思想恢复了七大的提法，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还明确肯定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八大主要文献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为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为了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历史决议从起草到通过还是花费了20个月的时间。作为起草组的负责人，胡乔木殚精竭虑，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意图，集中概括全党讨论的意见，完满地解决了评价“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历史与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种种问题。胡乔木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所作的《〈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等30多次谈话、讲话（除《胡乔木文集》已经选收的之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新收了其中的13次，是首次公开发表），视野开阔，论证宏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多年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作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如论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深刻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犯严重错误的原因；提出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根本原则在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这些重要的思想是胡乔木研究党史的结晶。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胡乔木退居二线，但仍担任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思考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代表作是同论述“党史三会”（《党的“八大”的基本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十二大的重要成就》）异曲同工的“党史三论”：1989年春访问美国所作学术讲演（关于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关于中国在1958年至1978年间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和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做了三项有深远影响的党史方面的工作：对40年代、50年代毛泽东的回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工作的指导，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指导和审定。

“党史三论”把理论、历史、现实紧密结合而又各具特色。关于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一讲演，他着眼于中国革命历史和经济状况的分析，提出了5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四个基本因素（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和发展困难、新中国的国际环境——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援助），论证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关于中国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的讲演，他具体剖析了1958年至1978年20年间“左”倾错误导致中国经济动荡和停滞的原因，同时又审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史，提出在1957年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从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时，党内存在着两种趋势的观点。他通过对两种趋势彼此消长的分析，论证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至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至1989年的中国。“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起来说，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这是共和国40年历史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篇“提纲式的论文”。它贯通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从十二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文中提出“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的论断，把两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积极成果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精辟独到，意义深远。可以说，“党史三论”是胡乔木晚年写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纲要。

胡乔木本想从自己了解的情况入手，写成40至5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形成一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即《回忆毛泽东》一书，可惜未能完成。在他逝世两年后，编写组把写书过程中胡乔木的20多次“谈话录”和19篇“初拟稿”编成《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出版。“谈话录”主要谈全书设想和40年代的15个题目，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胡乔木着重回忆毛泽东从皖南事变到抗美援朝期间的许多重要历史活动，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作了许多深刻的阐述和精彩的评论，对毛泽东一些不合适的看法和做法，也恰如其分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胡乔木还谈到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说明了一些重要历史活动的原委，澄清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疑问。“谈话录”涉及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研究毛泽东思想要同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同党内矛盾的处理结合起来的思路，对党史、国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初拟稿”是党史工作者在胡乔木指导下查阅档案、进行研究后写成的，披露了大量珍贵史料，对理解“谈话录”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很好的补充。

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最后一项重要贡献是指导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修改及指导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和出版。

1985年至1987年，胡乔木对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了多次谈话，不仅回答和论述了从党的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次革命时期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而且对党史研究从指导思想到方法论，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意见。其一，要有坚定的党性，“站在党的立场上，叙述党的历史”。其二，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他指出，“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他提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要拿出权威性的材料，写得比较实在”，这是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著作的前提。他指出：“历史要分析”，“要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研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分析历史问题。他认为像中国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为什么会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样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需要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要从国内国际历史发展中寻找原因，而不能从个人的性格、品质中去寻求说明。其三，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他认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我们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为此，他提出，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地位；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党史要阐明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为此还有必要把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其四，党史要“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写得有声有色”，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使党史“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